之所以这么说，这是从两个方面讲的。


    第一是贾诩的所谋略之奇之准，颇有些算无遗策的感觉，其所谋影响之巨，无愧于第一谋士之称。


    第二是因为他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权术家，不像诸葛亮身担丞相之职，重在治国安邦，也不像周瑜承荷将帅之任，长于领兵作战。


    贾诩更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、称霸一方的军阀，他的身份永远在幕后，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，表面上是献计，却往往收到运筹帷幄的效果。


    贾诩给人的感觉是，像一个把谋略本身当作一种美，只追求谋略才华之展示的唯美主义者：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，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，他为李傕、郭汜出主意，也不是要真心辅佐他们。


    贾诩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，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，仅仅是因为张绣能够对他言听计从，能使他的谋略得以施展。


    东汉末年，礼教已无法维系人心，喊着忠义的人往往是举着忠义的旗号，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个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时，又要面对风雨飘摇的乱世。


    在这个乱世里面，个体生命没有任何保障，军阀混战、外族劫掠、强盗横行、天灾不断，在这样一个风云变色的时代，所有的道德都要让位于生存的需要。


    而这些矛盾在贾诩的出生地武威，又是尤其地尖锐突出。


    僻处西凉的武威，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来就淡薄，与游牧民族斗争与杂处的生验、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是贾诩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伪的道德，他的谋略只是关注生存，以他和他周边的人的生存为第一义，因为没有精神束缚，他可以纵横驰骋地展现自己的谋略才华。


    正是在这种精神自由中，他的谋略达到了权变的极至。


    贾诩是历史的一颗明星，他以时代所赋予他的性格和才华，在不自觉中摧毁了一个满目创痍的王朝体制。


    旧的体制不摧毁，新的个人及个人精神便不可能诞生。


    我们是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奇人的。


    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。


    他追求权势，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，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，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，但在那个时代，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权谋游戏者。


    贾诩，身怀奇谋，胆识过人，阅历繁复，志节深沉。


    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，但就客观效果而论，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，他难辞其咎。


    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，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、荀攸并列立传，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。


    此事见仁见智，我觉得若撇开道德威望，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，则贾诩与二荀并列，并无不当。


    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，也确曾有功于皇上，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，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。


    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，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，在东西二京的喋血杀伐中，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。


    董卓死后，司徒王允专权。


    王司徒只是一个碌碌之辈，而且不知体恤，滥开杀戒之弊，他刚刚上台就杀掉了当时的文豪蔡邕。


    但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毕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。董卓手下部将李傕和郭汜，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，协从不问的态度，则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便会归化朝廷，如此，因讨伐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不知旌麾何指，也可能权且罢兵。


    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，虽然会略嫌平淡，但于国于民，实属大幸。


    刚愎无用的司徒王允，对李傕、郭汜下达了追杀令。只有3000飞熊军的李傕、郭汜等本来也想认命了，他们决定解散部队，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。


    如果这样的话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，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，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。


    贾诩恰恰在此时脱影而出发表了一下宏论，李傕、郭汜对贾诩素来敬重，便洗耳恭听。


    诩曰：“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，而诸君弃众单行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。不如率众而西，所在收兵，以攻长安，为董公报仇，幸而事济，奉国家以征天下，若不济，走未迟也。”


    当年陈胜、吴广被迫“揭竿而起“，所持的理由，正与贾诩此时的想法相同。


    区别是，无论陈胜、吴广还是李傕、郭汜，他们都属当事者，而贾诩则完全是局外人，换言之，这一番建议，虽然可以救李傕、郭汜性命于一时，对贾诩则没有丝毫好处。


    不然，当李、郭二人成功后欲封贾诩为“尚书仆射“，他也就不会坚决推辞了。


    “此救命之计，何功之有？“贾诩话说得颇有自知之明。


    初平三年六月，李傕、郭汜打破长安城池，王允被戮，吕布出逃，尸遍长安。


    据说，董卓初死之时，三辅地区百姓尚有数十万户，经过李傕、郭汜的放兵劫掠，仅仅两年间，民已“相食略尽“，好一片凄惨。


    一计可以危邦，片言可以乱国，正贾诩之谓也。


    他侧身在杀人如麻的强盗身后，貌似蔼然文士，一面犯下滔天奇罪，一面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，这份能耐，孰能及之？


    你看他以一介游士的身份闪身在某个诸侯说计道谋，甚至敢让曹操甘拜下风。


    他年轻时虽也曾被人评为“有良、平之奇，初时察孝廉为郎，因疾病辞官，西还至汧，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，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，贾诩便骗他们说：“我段公外孙也，汝别埋我，我家必厚赎之。”


    当时的太尉段颎，因为久为镇边大将，所以威震西土，因此他便假称是段颎外甥吓唬氐人，氐人果然不敢害他，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，其余的人却都遇害了。


    史称贾诩此举是：“权以济事，咸此类也”，这个“权”字，用得颇为妥帖，体现了贾诩的深不可测。


    让强盗俯首帖耳，单靠智慧肯定于事无补，靠胆量也过于笼统。


    因为贾诩身上同样洋溢着一股霸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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